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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回忆东葛村的几个抗日故事
作者：马浩
在衡水县城东南十公里的东葛村，是我的故乡。这个村庄有二三百户人家，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衡水县城后，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衡水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组建了县、区抗日政府和游击队。从此，东葛村就在党的领导下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烽火。下面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一)
据点、碉堡分布图
日军占领衡水县城后，建据点、修炮楼，步步向我根据地蚕食。仅在东葛村东、西、北三个方向上就有大葛村、清凉店车站、梁家庄、北苏闸等四个据点，同时，敌人为了分割和封锁我抗日根据地，又在县与县的分界线上，挖掘了深宽各有二、三丈的“惠民沟”，沿沟每隔三、五华里就建立一个据点或碉堡。东葛村地处衡水县和枣强县交界处，“惠民沟”就挖在东葛村村南四华里处。因此，东葛村南边沿沟又有大成村、军卫村、张泡庄、石辛庄等四个炮楼。当时的东葛村就是这样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上述据点炮楼的日伪军，经常到东葛村和附近其它村庄征粮、派款、抓夫、抢东西，对当地群众危害很大。此外还有敌人临时组成的讨伐队和驻在县城里的五花八门的宪兵队、特务队等，他们经常外出清乡、讨伐，每到一村，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致使人们日夜不得安宁。但是，英勇善良的东葛村人民，不畏艰险，坚持抗日。当时，几乎每天都有抗日军政人员住在东葛村，但从没有一个抗日人员因为群众没掩护好而被敌人抓走过。记得有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年6月，医院的领导同志找我商量，医院有几十名重伤员，因敌人连日疯狂“扫荡”，继续留在根据地中心地区有很多困难，军区领导同志指示要转移到群众基础好的靠近敌人据点的地方，暂时隐蔽一下，问我是否能转移到东葛村，我考虑东葛村虽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但群众基础好，重伤员转移到这个村庄，只要隐蔽好，还是比较安全的。医院的领导同志同意我的看法，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当天晚上我回到东葛村，找共产党员、抗日村长葛泽普等村干部共同研究。他们表示，一定要把这一任务完成好，并具体研究了伤员住哪些人家，哪间房屋，第二天，村干部们分头逐户落实。几天后，我们趁夜晚把几十名伤员抬进了东葛村，伤员们一直在这个村庄住了个把月，日伪军虽经常到村里来，但始终没有发生什么问题。等到根据地中心地区稍微安定一些之后，才把伤员安全转移回去。
杨树根（.3.5——.9.30）也是在年夏季，根据领导同志指示，我把冀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管理的十来个向我军投诚或被我军俘虏的日军士兵，带到东葛村隐蔽了十多天。事先考虑到群众对日军有刻骨仇恨，怕群众不愿接待这些人，我对房东说，有几个南方同志要在你家住几天，他们说话很难懂，你们不必同他们说话。这十来个人在这个老乡家住了几天后，房东也发现了他们是日本人，经过我向房东说明真实情况后，房东对这几个人接待也很热情，住了几天，军区敌工部的同志就把他们接走了。年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政委杨树根同志(广州军区原副政委，现已离职)患重病，跟部队行动不便，在根据地中心地区休养也不安全，便由我和衡水县敌工站的董书立同志跟随，在东葛村和附近的梁家庄养了几天病，后又安全地转移到别处。
(二)
董书立
年冬，我在衡水县第二区游击队任指导员时，有一天，我同衡水县政府河东办事处秘书董书立同志、二区武委会主任赵固同志、枣北县政府科员郭英同志等人，在东葛村南街武洛坤家研究有关工作问题。武洛坤家地处村东南角一条小街上，通常日伪军到东葛村后总是不到小街上来的。这天下午大约二、三点钟时，东葛村伪村长赵老活，领着设有敌人据点的大葛村的孙茂勋来到我们的住处。孙茂勋，二十多岁，地主家庭出身，一贯吃喝玩乐，是个花花公子。日伪军占据大葛村后，他同住在大葛村的伪军军官关系密切，又同我们保持一定联系。为了做好瓦解敌伪军的工作，不久前通过他和另外几个人做桥梁，我们同大葛村的伪军建立了关系。那天下午，孙茂勋来找我们，说是向我们报告重要情况，但说来说去只是谈了一些一般情况，而且在说话时表现有些紧张，只呆了不到半小时，便匆匆告辞回去了。孙茂勋离开后，董书立同志首先说，“孙茂勋今天表现有些反常，咱们不要麻痹，大家还是出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没有。”在坐的人也有同感，随后大家便从武洛坤家出来。
武家紧靠小街，一出家门便是小街，街上有一座玉皇庙，有十多个老乡正在庙台上晒太阳。我们问他们有什么情况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们同他们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发现日本鬼子和伪军从小街西口端着枪跑了过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孙茂勋是同日伪军一起来的，当孙向我们“报告情况”时，日伪军便隐藏在东葛村村西的深沟里，孙回去就向敌人报告了我们的住地，因此，敌人便直向这条小街扑来。当时，也不知谁首先发现了敌人，说了一声“鬼子来了”，这时敌人离我们只有几十公尺远，有的老乡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我们几个人便已分头跑到附近老乡家里隐藏起来。我躲到武洛坤西邻郭大荣家。郭大荣的妈妈、媳妇和妹妹正坐在炕上做针线活，我向他们简单说明了情况，郭大娘说，不用怕，你就坐在炕边帮我缠线，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照她说的办。不一会儿三个伪军闯进了屋，翻箱倒柜抢了些东西，然后看着屋里只有我一个男人，便要拉我走。郭大娘向伪军说，他是我儿子，你们不要拉他走，一面说一面把平时准备好的几张“准备票”(敌人“准备银行”发行的汉奸钞票)递给伪军，伪军因为有了“准备票”，便不再抓我就离去了。但过了一会儿，又有三、四个伪军闯了进来，郭大娘还是用老办法对付他们。但这一次不灵了，几个伪军拿走了“准各票”，还硬把我拉到小街上交给了日本兵。日本兵把我和在庙台上晒太阳的一、二十个老百姓弄到一起，靠墙站着，一个一个的拉出来拷问，翻来复去的问“八路”在哪儿，谁是八路?人们明知道刚才就有几个“八路”在这个地方，现在又有我这个“八路”就在眼前，但他们被打得死去活来，却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告密。当时在场的群众中有一人叫王金堂，他在黑龙江省大森林里伐木，不久前才回到家乡来，因为穿的衣服和大家不太一样，敌人特别注意他，对他拳打脚踢，还把刺刀放在他的脖子上，后又把他绑在树上，叫一个日本兵在十多公尺远的地方，架起机枪手扣着扳机对准他，但不管敌人怎么威胁恐吓，也不管敌人问什么，他总是摇头说:“不知道。”当时我的心愤怒极了，为了营救这个老乡，我真想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紧挨着我站在人群中的武洛坤，五十多岁了，他看出了我的心事，几次用手轻轻地拉我的衣角，我心里明白，他是叫我不要莽撞，看看情况再说，果然，敌人把王金堂折磨了一番之后，大概认为在他身上搞不到什么情况，便把他放开了。当时，我只有十七岁，长得又有些瘦弱，因此敌人对我并不很注意。我们这些人站的地方紧靠一个胡同口，在场的四、五个日本兵和十多名伪军(其他日伪军都去逐户搜查了)对我们看管得不很严，我趁他们不注意的一刹那蹓进了胡同，转了几个弯，便走进了另一条街，隐蔽在另一位老乡家里。敌人没有到那条街去搜查，等到黄昏，敌人搜捕了几个小时，毫无所得，只好滚回据点去了。
敌人离开后，我才知道，当时同我在一起的那几个同志也都已安全脱险。原来在发现敌人后赵固同志躲在武洛坤东邻王振荣家，仓仓促促地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地方躲避，他就跳进了放在天井中的一个水缸里，王振荣媳妇在上边盖上了一块破木板。敌人多次到王振荣家搜查，但没有掀那块破木板。敌人离去后，王振荣媳妇才把他喊出来。郭英同志躲藏在一个柴草堆里，因而未被敌人发现。董书立同志躲在附近孙立活家，藏在一间堆放杂物的破草棚子里，也未被敌人发现。事后，大家都无限感激地说:“东葛村群众真好”
(三)
年冬天的一个早晨，雾很大，把东方正在升起的太阳也遮住了，大地上昏昏沉沉的，几十公尺以外就看不清有什么东西。当时我因工作需要，住在东葛村的一个群众家里。吃过早饭后，我要出门去办事情，不料刚一出门，就看见几个伪军端着枪从村外跑进来。他们一边跑，一边高叫:“男女老少都到北大街去开会。”
本文作者马浩老年照
接着，他们把老乡们从各家各户拉出来并把人们驱赶到北大街去。我也无法摆脱，只好同老乡们一起随他们到北大街去。他们把全村人都驱赶到地主王雅堂家的大院里。王家有里外两个院子，他们把妇女儿童赶到里院，把男人们赶到外院。然后把大门关起来，日本兵在房上架起了机枪，以防人们逃走，院子里有几十个日伪军，其中有的日本人穿着便衣，如果不听他说话，就不知道他是日本人。他们叫人们靠墙站好，由那些穿便衣的日本人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翻来覆去地对人们察颜观色，看到谁可疑就把谁拉出来，问人群里谁是“八路”，如不说就严刑拷打。当时我已发现，和我一起被捉到那个大院里的抗日工作人员中，除我之外，还有县敌工站的赵江洲同志、区政府的葛静芝同志，共产党员、本村抗日村长葛泽普同志以及区游击队的几个战士，我们几个人就混在人群中，老乡们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不管敌人怎样严刑拷打,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告密。有一个年青人叫王振乾，很聪明，在遭到敌人毒打后，他欺骗敌人说，他可以带领敌人在这个村里去捉”八路”，敌人信以为真，很高兴，说他是“顶好顶好的良民”，并派了几个日本兵跟着王振乾去捉“八路”，王振乾把他们领到村边上，趁着转弯的时候，转眼之间消失在一条胡同里，敌人慌慌张张地打了几枪，没有打中他，他随即跑到村外顺着路沟逃跑了。整整一个上午，敌人拷打了几十个人，但毫无所得，气得鬼子军官嗷嗷叫。
上午敌人拷打了几十个人毫无所得，下午便改变了办法，他们叫老乡们从路南王雅堂的大院里，一个一个地向路北王二恩家的大院里走去，当时人们都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才知道，原来敌人在拷打村民王二水时，王二水欺骗敌人说，我不敢当众告诉你们谁是八路军，如果那样做，你们走了以后八路军会杀我的头，我可以秘密地告诉你们。敌人信以为真，于是，他们叫王二水藏在一个大门洞里，从门缝里往外看，以便于王二水指认。但是当人们从街南往街北走时，王二水并没有把我们几个真八路指给敌人，而是随便指了几个不是八路的老百姓，等到老乡们全部从街南走到街北后，太阳就要下山了，敌人不敢在外边过夜，便匆匆忙忙带着王二水指的那几个人回据点去了。最后，村里想了不少办法，也花了一些钱，没过几天就把这几个乡亲营救出来了。抗战胜利以后，我随军南下到了广州，但几十年来，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怀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他们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作者简介：马浩（——）原名马广浩，衡水县东葛村人。年在冀县简易师范读书。年2月，参加八路军冀南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在冀县码头里村“军政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在该支队政训处宣传队任宣传员。后调衡水县工作，经中共衡水县委委员王献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冀南行署“邮检员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分配到冀南第五专员区景县任邮检员，年3月调回衡水县。先后担任衡水县政府河东办事处副主任、河东游击队和第三、四区游击队指导员等职务。民国30年夏，为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敌军工作科干事，后任武邑县和景南县敌军工作站副站长。民国35年，担任冀南军区独立旅直属队副教导员、教导员、总支书记，及其第十一团三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年9月，随中共冀南五地委抽调的第二批地方干部组成的工作团，南下湖北。年起，先后担任湖北军区医药专科学校副政委、湖北军区独立第三团副政委、黄岗军分区政工科长等职。年后，在中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任科长。年任广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年至年，在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任保卫组副组长。年，担任广州警备区副政委。年离休，享受正师职待遇。年，担任《广州市志·军事志》副主编。
来源：衡水凌烟阁
责任编辑：郭世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