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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乡下的老母亲来电话了，说是东京现在已经穿不着棉外套了，让我把它寄回去。这话是由大女儿转达的，因为平时专管接电话的妻子正好出门不在家。
“棉外褂是什么东西？”
大女儿生在乡下，不像妹医院，也许是在我母亲身边长大的缘故，她基本上能听懂我母亲讲的土话，不过偶尔也有听不懂的，不知如何回答。
母亲所说的“棉外褂”，就是棉花铺的很厚的无领的和式短外套。每逢秋天，她都会亲手缝制一件新的给我寄过来。平时干活，即便是大热天，我也会习惯在贴身汗衫上穿一件和服，冬天里短外套就是套在这件工作服外面穿。
六月母亲就满80了，可她仍亲自做针线活。虽不能像从前那样给我们缝制夹衣和短外套了，但是简单的短外套和小孩的浴衣之类的不用别人帮忙也能自己缝制，就连穿针引线都自己做。当然不是一次就能穿上，要带着老花镜，耐心的反复穿上好几次。我每次回去，即使在她身边，她也不叫我帮忙。实在看不下去时，我就说：“娘，给我吧！”她有点难为情地呵呵一笑说：
“最近啊，眼睛确实不好使咯！”
就这样，她得花上很长时间才能缝好一件短外套。夏天，利用旧历盂兰节，我们一家子回故乡探亲。临返东京前，母亲像突然想起来似的，不知从哪翻出我穿过的旧短外套，给我翻新。
“用不着塞那么多棉花，东京没那么冷。”
我每次都那么交代，可回到东京后，十一月左右就会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跟往常一样，短外套还是蓄着厚厚的棉花。
记得小时候，每次母亲把被子和棉袍摊在铺席上往里蓄棉花时，两肩都会沾满圆乎乎的棉花球，看上去就像棉花糖。现在，当母亲还是那样给我缝制短外套时，乡下已经是霜降的季节了，母亲来是担心我的脊背受凉，大概不知不觉又在肩膀处蓄上一层厚厚的棉花了吧！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母亲的一番心意，所以，我总是穿着它过冬。可是，近四五年来，由于我一个劲地发胖，穿上这件短外套就更显臃肿，根本没法出去见人。不过，在家里穿倒也没觉得没什么不好。
或许因为我从小就已经习惯用被炉过冬了吧，很不适应暖气和暖炉之类的东西，当整个屋子一热起来，我就觉得头晕想睡觉。所以，至今我还是使用被炉过冬。不过，东京的早晨寒气逼人，肩部和背部对此尤其敏感，有了这件短外套就好多了。不管多冷的夜晚，只要穿上这件短外套，肩和背就不会感到寒冷，就算趴在被炉上打盹或者和衣小睡一下也不会感冒。晚上出去的话，它还能当一件短大衣用用。
短外套的布料几乎都是母亲以前穿过的旧衣服料子。母亲已经80高龄，大多数的和服对她而言显得过于年轻，所以她把一些还能穿的和服拆了，改成短外套。每次做好后她就用包裹寄给我们，而且包裹里一定附上一封信，信中还写着简短的几句话：这是她几岁时穿的和服料子，曾穿着它去过哪里哪里诸如此类。最后总要强调一句：“这料子蛮不错的哦！”
的确，料子看上去确实不错，只是有些旧了，加上我又把它当作工作服一样随便穿，所以开春时，袖口和下摆都磨破了，胳肢窝里面绽开了线，领子油光锃亮，肩部和背部布满从棉衣面子里冒出的小棉花球。
每年，一到春天，我总认为外套已经破烂不堪，没用了，于是便把它寄回乡下。可到了秋天母亲又寄回来一件面貌一新的短外套，和从前一样，棉花絮的厚厚的。
“奶奶还说了些什么？”我问接电话的大女儿。她告我说：“奶奶说这次我们又骗了她，她好失望哦。”她接着又说：
“奶奶说话时有气无力的，好像很难过。”
听完这话我笑笑，说：“我也不想这样啊！”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大女儿也应声答道。
母亲这阵子身体欠佳，好像老毛病又犯了。心脏也不太好，偶尔还会出现轻微的心绞痛。四五年以前，每次我写信让她来时，她都会不顾颠簸10多个小时的长途劳顿，立刻赶到东京来。可是，现在她已经无法做到了。
乍一看上去，她并不显得比以前虚弱。可是当问及给她看病的医生，母亲想去东京一趟，有什么不妥时，以前医生总会同意，并会给她开足在那逗留期间的药。可近来，据说医生有些犹豫了，但母亲自己认为还没到那种地步，但她也保不准会出现啥后果，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只好老老实实呆在乡下。
我的大女儿出生时，母亲已经就67岁，那时她说他要活到这孩子上小学。大女儿真的上小学时，她又说她要活到孩子小学毕业。实际上，她都如愿以偿了。大女儿小学毕业了，母亲似乎有些心力憔悴，不再说要活到孩子初中毕业了，只说想看看孩子入学典礼之类的话了。
我在给母亲的回信中说：“如果您一定要来，那就来吧。”本说好要让妻子去接她的，没想到今年早春的寒冷竟然影响到她的健康，再加上三月下旬，住在新泻县小千古的一位叔叔突然去世，母亲很受打击。
这位叔叔是位医生，毕业于庆应大学。可他才66岁，突如其来的心肌梗塞就夺走了他的生命。叔叔迁居小千古之前，一直住在横滨的鹤见，曾经给予我和我哥哥，姐姐很大的帮助。我本打算利用这个秋天详细了解一下匆匆结束一生的兄长和姐姐的事情，把我们家讳莫如深的血泪史写成长篇小说。为此，有很多事情需要向叔叔请教。所以，当从小千古的堂妹那里得知叔叔猝死的消息时，我很震惊。我是通过电话告诉母亲这个噩耗的。一开始我没敢直说，先跟她闲聊了会，随后我问道：“娘，有一个坏消息告诉您，您现在是坐在椅子上的吗？”确认母亲安全后，我才把叔叔去世的消息告诉她。
母亲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显得出乎意外的镇定。她特别提醒我去吊唁时要注意的事情，还让我转达对婶婶和堂妹的问候。之后，她好一阵子不说话。我着急地大声叫她，母亲应道：“我听着呢，大声嚷嚷什么！”接着母亲突然不着边际地跟我说其她年轻时的一件事情。
以前她每次进京，这个叔叔都会请她吃冰激凌。因为太凉她不习惯，所以一直地咳嗽不停。
“阿吉（叔叔的名字）常常笑我是‘山巴郎’，说我连吃个冰激凌都咳嗽。”
母亲滔滔不绝地说着，声音越来越小，突然“喀嚓”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山巴郎”意思就是乡巴佬吧，在我们家乡，就这么喊山里的人的。
打那以后，母亲身体就彻底垮了，看样子根本不可能来东京了。所以，我决定利用春假全家人一起回老家看望母亲。车票都已定好了，也通知了母亲回去的日期。不料就在临出发的前一天，二女儿突然发高烧卧床不起，我不得不取消行程。
母亲说：“你们又骗我！”指的就是这件事。原打算亲自把穿坏的外套送回去，后来也只好搁置一边了。也许母亲为此十分生气，才打电话叫我马上把衣服寄回去的吧。
我在打包好的短外套袖子里放了一代末儿茶糖，让母亲做针线活时吃点糖。但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抽空回乡下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