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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参加工作十一年了，距我参加高考那时，也15年了。
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大事，中国经济超越霸占世界第二把交椅48年之久的日本，全国脱贫攻坚如期实现，贵州实现县县通高速，……
这期间，个人也经历了高考、上大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等人生节点，如果要在当中找一个作为人生的里程碑事件，我认为是高考。
01
读大学的时候，当得知清华北大在人大附中的录取人数超过贵州全省的总额时，差点惊掉下巴。
年，人大附中更是有人被清北录取，居全国中学第一，这个水平，让很多省份自惭形秽。
人大附中为什么？
因为北大清华分给北京的指标多。
这常成为那些指责高考不公平的人的证据。
高考指标分配，是高校在国家核定的招生规模内，根据自己对各省基础教育水平的评估，结合毕业生人数等因素，编制各省的分专业招生计划，报教育部批准后执行。
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说明其有一定合理性。
知名大学招生指标，那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尤其对于人口大省，像河南，竞争就相当惨烈，能被一所普通大学录取，那绝对是祖坟冒青烟了。
于是，有人不禁要问：
为什么不是全国统一试卷，凭分数高低录取呢？
为什么是按地区而不是按人口数量分配指标呢？
这个问题，历史上就存在，按省（地区）分配名额进行人才选拔，最早开始于汉朝。
汉朝以察举制选人，方法简单粗暴，就是以郡国为单位，每年各推举2人（小地方很高兴）。
东汉时有了进步，以郡国为基础，参考人口多寡，人口超过二十万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足二十万的郡国，两年一人，不足十万人的，则三年一人。
隋唐时期，按州分配科举名额，适当兼顾人口，但中央级考试（会试）不考虑这点（全国高考还是以地区分指标）。
宋朝时，南北差距过大，南方人考试厉害，司马光主张“逐路取人法”，也就是在各地解送举额中，每10人取1人，欧阳修则提出凭才取人，以考试水平录取，两位大神吵得不可开交，但最后还是按省分配指标。
明朝时，南方士子更是吊打北方，朱元璋无奈只好分“南卷、北卷、中卷”录取考生，南卷录取比例为55%，北卷为35%，中卷为10%，实际还是分区域录取，只不过区域扩大罢了。
清朝也是分省录取，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寡分配会试录取名额。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好不容易尝试依照分数录取，反而导致学生地域分布不平衡，一些省份在顶尖大学人数为零。
为什么按地区分配指标，反而成为历朝历代的首选？
这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差距大，由此必然导致人们起点差距大，这是客观的。
而要实现对如此人多地广的国家进行有效管理，代表性很重要，也就是每个地方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来参与国家治理，通过人才选拔，实现竞争择优和分配公平统一。
教育的宗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无法保障，但要保障人们在奋斗的过程中获得机会公平，获得受教育权利，为人生拼搏。
在我高考那年用的是全国卷三，使用范围主要是中西部的几个省份，说实话，难度相对于其他省要低一些，真要按一套试卷，以分数高低录取，西部省份录取指标估计更少。
初中的时候，我有幸作为我们中学唯一的代表参加全国中学生英语竞赛，除了在学校进行过一次选拔考试，我再没有进行过这方面辅导训练。
等考试时，才发现竟然还有听力部分，顿时傻眼，无奈只好将听到的内容凭记忆写在草稿纸上，等其他同学作答完后，再向老师申请借铅笔涂卡，不但浪费了时间，也增加了做题的困难。
那时，看一场电视都是享受，哪有机会接触英语听力训练？
至今我还保存着那份全国中学生英语竞赛优胜奖的奖状，它给我的思想震动至今还未消失，起点的不公平往往会造成结果的不公平。
不是因为实力的不济，而是在发展中形成的规则，让个人的努力变得微小，社会差距造成的距离，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一个县的中学之间，就有如此的差距，更何况省与省之间呢？
在地区内，按分数择优录取，在地区之间，按指标分配，兼顾了地区差异和个人差异，看似不公平，实际上相对公平。
02
高考不但是一种公平的方式，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科学的方式。有人说它强化了应试教育，培养了一批只会读死书、背答案、考分数的书呆子，创新能力不足，动手能力差，不利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这种应试教育更是罪恶滔天。
真的是这样的吗？
近年来，德国政界、学术界、公共舆论近年来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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