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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姑去世时，我不在身边。对这件事，我一辈子懊悔不已。二姑病重的时候，我的父母从黑龙江去了廊坊，特意照看了她一段时间。我专门嘱咐他们：“如果二姑病得重，无力回天，就一直在那儿，直到把她送走，然后再回来。”
二姑的病情反反复复，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天天提心吊胆的，怕突然传来坏消息。三月的一天早上，我心里烦乱，总感觉要出什么事，就给父母打电话，问他们二姑的情况。我父亲说：“今天早上走的。”我又问：“那你们是不是得等烧完头七再回来？”但让我没想到的是，父亲告诉我，他们在二姑去世前一天晚上就回来了，也没能送二姑最后一程。我的心倏然沉了下去。说实话，我心里挺怪他们的。
我的二姑晚年生活凄苦，先是老伴儿多病、去世，折磨了她好几年。后来，我表哥又病重。她又伺候表哥好几年，身体累垮了，还留下不少外债。表哥去世后，二姑一个人生活，虽然她还有两个女儿，但是生活都很拮据，想好好养活老人也是力不从心。有一年春节，我给二姑打“二姑，我给你存点钱，过年用。”二姑倔强地说：“不用，你们也困难，二姑有钱。”二姑总是这么刚强，很少麻烦别人，即使因为给表哥看病，向我们借的钱，她也认真记录在本子上，一年还一点，直到还清为止。后来，生活实在困难，二姑就把缝纫机推到街口摆摊，缝鞋垫、椅垫，换点糊口的钱。
那年我在北京大兴打工，常去河北跑腿儿。我特意安排出时间，专程去了一趟廊坊看二姑。我到廊坊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那时，二姑父还健在，表哥刚得病。我和他们打了招呼，却找不到我二姑。我问：“我二姑呢？”姑父说：“你出了院子，往左拐，去街口，你姑在那儿呢。”我按照姑父的指引，很快就到了街口。我远远地看见二姑正伏在缝纫机旁，双脚用力地蹬着踏板。她瘦弱的腰身裹在一件宽大的布衫里，仿佛瘦得就剩下一副骨架了。我快步跑过去，站在她身边，但是没喊她。我怕缝纫机针扎了她的手。我就静静站在她旁边。一直等缝完那个椅垫，抬头歇息时，她才看见身边站着一个人。她问我：“你要缝啥？”我说：“你看我是谁？”她站起来，把老花镜带上，看了半天，一下子把我抱住了，边哭边说：“这小犊子，这不我侄儿吗？我大侄儿看我来了。”二姑哭了半天，我也哭了。这一次见面，和上一次已经相隔十年的时间，那时候我还是个半大孩子。
我家和二姑家的感情比其他亲戚要近一些。二姑家早年在拜泉县里，姑父是农机厂的一个车间主任。表哥技校毕业后，自己开车搞运输。20世纪80年代，二姑家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二姑疼我们一家人，常把我接到县里去住，吃好的，穿好的，就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我妈妈曾有过一次重病，已近膏肓，家中再也拿不出钱来医治。我爷爷要放弃治疗。二姑不同意，和我爷爷打了一架。我爷爷倔强，让父亲把母亲背到马车上，强行拉回乡下。我爸不忍心，蹲在墙角抹眼泪。二姑坚决不同意，站在马车前，对爷爷说，你要是把桂珍拉回去等死，就让马车先把我轧死。二姑的烈性战胜了爷爷的冷漠，她把医院，从自家拿出钱，交了住院费，救了母亲一条命。这些事，我妈妈一直给我讲，每次都落泪。
上世纪90年代，二姑一家搬到廊坊，再后来姑父下岗，自谋生路，表哥离婚，做什么事都赔钱，家道中落，难以为继，全靠二姑缝鞋垫、做针线活糊口。
二姑去世后，我哭了好几次。我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心疼她了。我的脑海里总想起她蹬缝纫机的嗒嗒声，想起她做的针线活那细密的针脚里，穿过的寒风和冷雨。我常忆起她把缝纫机从街口推回院子的情景：那天风特别大，二姑推着缝纫机，手指肚上还有针扎过的伤口，已经红肿发炎了。我一直想为她写一首诗，构思了很久，也曾试图写出来，但是都不够自然，都有些矫情。直到她三周年忌日的时候，我又想起她在街口做缝纫活，想起她为五十岁的儿子喂饭、买药的情景。于是，我决定不去“写”这首诗，而是“刻”，用白描的方式呈现这些情景，刻画她的样子。在写作《二姑》的时候，我还没有读到过安娜·斯维尔。年疫情期间，我偶尔读到了安娜·斯维尔的作品，才更深刻地认识到，诗歌不能用词语煽情，不能把情感放置在句子的表面，而是需要沉入生命的深处。安娜·斯维尔写作反思战争的诗作，写一系列真实的故事，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形式。直到三十年后，她才终于知道，要以最简练，简练到近似白描的方式，才能做到最好的呈现。我在写《二姑》的时候也是如此。任何华丽、花哨的词语都会毁掉这份真挚、朴素的亲情，只有通过细节的刻画才能让情感生根，才能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才能把二姑面对苦难不低头的那份坚韧表达准确，入木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