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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秀玲记忆中的火塘

时光流转,四季轮回。不经意间,庚子年二十四节的第二十一节——“大雪”已悄然而至。飘着雪花的图片刷爆朋友圈,大脑立马闪现白雪皑皑的画面,激起了我油然而生的心烟,飘向那遥远的孩提,飘向那熊熊燃烧、哔啪作响的火塘,思绪围绕火塘生发的陈年往事。

火塘又叫“火垅”,在我们童年时代,农村家家都有。火塘的大小因家里成员多少而定,若家里人口多,就得挖个大大的火塘,人少相应就挖得小点。我家的火塘是父亲亲手挖的,离窗户不远的地方挖个一尺来深的土坑,取出里面的泥土,坑底用黄泥砸板实,周围用八块青砖围成。火塘正上方,用粗铁丝套根光滑的长树钩,那是挂吊罐烧水用的。铁丝是活动的,能随时将树钩升降。有火塘的房间,自然就叫火房,也就是冬天一家烤火吃饭的地方。

儿时的我们,农村家家没有电灯照明,也没电视,冬天火塘成了消遺的地方。它即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有效的载体,更是物质生活不可缺乏的承载方式。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连买火柴都要算计的年代,火塘担起重要的生活角色,保存火种的最佳地方。每晚睡觉前妈妈总会选一截小碗口粗的大柴埋在红火灰里,表面有炭灰掩实。等第二天清晨用火钳扒开,里面定是一包红彤彤的炭火。夹几块炭火包豆秸,生火烧饭就容易多了。那时火种就是被形象地称之为“万年火”或“神火”。每天清晨母亲总是第一个起床,饭烧好,火塘里烈火盛旺,才喊我们起来吃饭。当灶火与火塘火舌相互辉映时,红红的火光映红了母亲那饱经沧桑的慈祥脸庞,母亲与火光照亮、温暖了儿时的岁月。

俗话说:“靠山吃山”,生活在山里的农村人,立冬前家家必备几垛大柴,这也是测试一家人是否勤劳,一看就一目了然了。记忆里任教的父亲总是利用星期日带我们姊妹上山砍柴,冬天总会雷打不动的在山墙一边堆码成捆的小枝柴,一边堆码整齐的劈好的大柴。就那一个冬天也烧得所剩无几了。母亲常讲:热天水亲,冬天火亲。来客人了,火塘大柴加多些。家里常来人,热热闹才像个家。所以我家冬天火塘边常坐满了客人。

火塘也是家庭和亲戚朋友聚会聊天的地方,海阔天空的狂聊:商量着以后生活的计划和打算;家里大大小小的寻常事;家族血脉话亲情,都在火塘侃侃而谈。人来多了,母亲就默默站起身,端来大火盆用火钳从火塘夹些红彤彤的炭火,火塘里又架抱大柴。尔后把火盆端在一旁教几个姐姐围坐一起做针线活。

我和弟总不情愿烤火,喜欢和邻居孩子们在一起玩雪,用古老的雕刻有花纹的粑粑印托子印出些各种样式的“粘粑粑”。然后用废弃的竹头,两小酒杯扣印“仙桃”,撕开门对纸,把桃子染点红,擎着挂满“红桃”的竹丝,挨家叫卖。邻居婶婶们嗔怪地说:“看你们把堂屋洒一地雪,小手爪都冻红了,也不晓得冷,真是七岁、八岁狗都嫌……”。被母亲找回家,总是不停地叮嘱,唯恐我和弟跌倒在火塘里。

来串门的邻居进火房大都会说:“你家真热闹,像开大会样!”晚上几个婶子、大伯们也爱唠嗑,聊的主题是:“跑反,躲李老猫,日本鬼子进中国,文化大革命如何斗人……”反正天南海北地扯。有时他们抬扛抬得像吵架似的。吵得激烈时,脸红脖子粗的。怕事的母亲总会在炭灰里用火钳夹着烧红薯给抬杠的人说:“不吵了,用红薯堵会你们的嘴。古今往来多少事,是非屈直难说清!”争吵声才告一段落。冬天的夜很长,瞌睡来了我就和弟成了姐姐们的传手宝,经常在她们的怀抱里听着邻居们的谈笑声中进入梦乡。邻居们大多聊到十点多,才意犹未尽地回家休息。

火塘是我们烧烤的发源地,那时我们火塘房习惯临火塘不远挨窗口下用土坯砌个长方形沙池,沙池里铺层干河沙,里面储藏的有红薯、萝卜、胡萝卜等,便于随时钳几个放到火塘里烤着吃。大雪封山,一家人坐火塘边烤火,姐姐们“丝丝”地纳着鞋底,母亲则用麻线锤纺着麻线,我和双胞胎弟弟跑来窜去,母亲把我逮到按到板凳上,看到弟跑出去玩雪,放开我又去逮弟弟,然后我又跟着跑出去。母亲嗔怪地说:“真是按到葫芦瓢起来,一刻不让人消停。”边说着就从沙池扒几个红薯放碳灰里烧。我和弟抢火钳把烧着的柴禾头捣得火星四溅,要不然就拿起吹火筒,吹得火苗窜动的狼烟四起,惹得姐姐们举起纳的鞋底想打我们,每举到半空又停下。我们知道姐姐们就只会这样吓唬两下,所以我们更放肆地找乐子。晚上火光能照亮半个房间,看到家里人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我和弟又好奇起来,去墙上逮姐姐们的影子,“二姐,快看,把你的头摁住了。”二姐头一晃,影子又跑了。几个姐姐故意这么摇晃着身子,让我和弟逮。母亲跑过来说:“红薯熟了,我剥给你俩吃,不能玩影子,晚上会做恶梦的!”母亲总是想尽办法安顿我们烤火。时常用围裙兜来一些生花生,放火塘红火灰里烧给我和弟弟吃,再不然就烤红薯干。

随着责任制,家里生活条件好了,过年父亲会自己挂一盆挂面,打个豆腐,压一作千张。火塘几乎代替了灶锅,家家买个小吊罐(大吊罐专门烧热水用)。那时节,家里的年猪已杀了,没有太阳的冬天,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小吊罐里经常是黄豆炖猪肉,要不栗米炖猪蹄。随着咕咚咕咚的水花,热气氤氲开来,那个诱人的香啊,直扑鼻翼。肉炖好了,母亲总每人舀上一碗,自己只有小半碗,于是姐姐们把自己那份塞给母亲央求调换,这场面经常出现。小吊罐成了吊锅,母亲经常事先炒些肉,然后用吊罐焖烂。小吊锅煮些粗挂面,等面汤开过后,用勺子撇去面汤,把一钹子熟肉放上去盖上吊罐盖。赤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不一会听到炸锅巴声响,母亲不慌不忙端来一盘葱蒜花,揭开木制吊罐盖撒在挂面里。用锅铲把肉翻起身,挂面又翻上来,盖上盖子又焖,只听吊锅底磁磁地响个不停。饭好了,小吊罐拎到小桌边,母亲又平均分配,最后锅底又厚又黄的挂面结着肉块的锅巴也被母亲小心翼翼地整个铲出来。铲锅巴是要讲究技巧的,母亲总怕我们这些“闯王三”一不小心,锅铲把吊罐捣个洞。如果邻居来了,母亲毫不吝啬地盛满满一大碗让邻居吃,愉悦地说:“只管吃,我煮得多!”

母亲常挂在嘴边一句话:“你们长大成家了,要记住人活在世上要知道抓一把,撒一把,要舍得待人。老古话,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日子好了,母亲总想办法调养我们身体,她习惯用糯米灌猪大肠,说我和弟没吃过奶水,需要补养。母亲时常将煮熟的猪大肠切成厚薄片,放在两根火钳上,架在炭火上烤,烤得两面金黄。油汁滴落在炭火上青烟直冒。我和弟有滋有味地吃着,也总是让姐姐们尝尝,可姐姐只是凑过来闻一下说:“趁热吃吧!闻到香就行了。”姐姐们就这样怜爱地看着我们。在她们心中,我和弟就是家中的活宝。

儿时的火堆常常上演一场场闹剧。七十年代大别山有个习俗,新姑爷上门(结婚过后正月间去岳父家拜年)女方家的嫂嫂们要闹新姑爷,越闹的奇葩越过瘾。一般正月初三过后,新姑爷穿戴整齐,毕恭毕敬去丈人家拜年。女家的姑娘媳妇们早磨拳擦掌,绞尽脑汁,出谋化策,一出出上演。但第一步,就是让新姑爷烤火,佯装客气地讲火塘里边暖和些。毫无思想准备的新姑爷会傻不愣登地乖乖巧巧地落坐,这时几位嫂子就一抱抱的干柴架上去,火塘里客人围得水泄不通,调皮的人会夺过火钳故意把潮湿的柴火放火塘里,顿时浓烟翻滚,朝新姑爷飘去,熏得又淌眼泪,又打喷嚏。干柴全着了,喷吐着火红的火舌,这时的新姑爷烤得脸锃光红亮,像极热锅上的蚂蚁,豆大的汗珠往下滚,他左瞅右瞧,身边是窗户,背后是墙,亲戚邻居呈包围之势拦着他的退路,几次站起来,又被人按下板登,嗔怪不懂规矩,脱棉袄吧,就更不雅。这时围坐的邻居开始起哄,叫新姑爷唱首歌或学动物的叫声,就让他出来。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新姑爷急得憋红了脸,腼腆的一个劲搓手,他左顾右盼巴望新媳妇立马出来解围。却不知还有个钉订的规矩,闹新姑爷是看得起,不许姑娘出来庇护,一般的只有丈母娘出面端来一筛子花生、瓜子、泡米糖、芝麻糖、香烟等。闹新娘的人们才消停下来,让新姑爷出来透口气。可是后面更“残酷”的考验还等着呢。

时光荏苒,岁月无眠,曾经贫穷而富有乐趣的生活依然记忆犹新。如今富有的小康生活,备年已不必拆东补西,购物巳不再会捉襟见肘,各种各样的取暖器问世,但在我心里总也代替不了那烟熏火燎、火塘红光的日子,火塘伴随着我们的欢乐,刻在骨子里、装进脑海里,成为那个时代最暖心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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