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如何以创作史诗的雄心和能力指导现实题材美术创作,这成为我们当下主题性美术创作需要重视的课题。
荷兰历史哲学家安克史密特认为,历史事件或现象所呈现出的样貌如何往往是历史阐释的结果。对尺幅巨大的主题性美术绘画作品来说,画面场景的构建、内容的编排设置以及人物的分布等是历史阐释过程中最常见、最艰难的问题,关涉艺术家要如何把握历史记录与艺术再现的关系。
孙景波《贞观盛会》cm×cm布面油画年
在几次重大主题创作工程的草图观摩与评审会上,经常存在的情况即是历史专家或党史专家就画面场景是否合理而与艺术家之间发生争论。当然,主题性美术创作并非历史事件的存档文献,必然带有艺术家个体的艺术想象,正如殷双喜所说:“最终这些作品是艺术而非历史,它是艺术地表现历史而非客观地记录和再现历史,艺术中的历史不等于现实中的历史记录与研究。”因此,创作重大题材美术作品时,应当在符合历史情境的大框架下充分发挥艺术创作的包容性、开放性及表现力,画面场景的设置、营造理应成为谱写艺术史诗、传递历史温度的精神空间。
在当下表达历史题材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中,以“今人”之视角重建历史之真实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和大众的接受水平都在发生变化,主题性美术创作需要不断开拓新的认识角度、叙事立场和呈现方式,一方面对具有社会共识性的道德准则与历史判断加以宣扬,另一方面需代表一个人群乃至阶层,在公共性的价值评判中实现艺术表现的意义。因此,从创作实践的角度出发,美术家不仅要根据历史情节、人物等巧妙设计出合理且具有代表性的视觉图景和情境,还要在发挥个体想象和个体经验的基础上传达出“今人”所感。
雕塑《信仰》全面图
例如,詹建俊创作的《狼牙山五壮士》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题材作品。他认为,在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若要为表现“某一特定题材”而运用“特殊艺术手法”,需要创作者格外注重当下的创作感受,保留最初的创作冲动。他在这幅画中将人物与太行山融合,进行形象化表现,为着重突出历史瞬间定格下来那一刻的史诗性而舍弃了对情节的真实再现。画面中,金字塔式的构图、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与太行山体合而为一,人物身躯与姿态的安排也与山峰的坚毅巍然相统一,刚如磐石,坚不可摧。
再如,王颖生的作品《中国京剧——徽班进京》入选了年“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这幅画在场景建构方面充分发挥了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他没有具体描述某一次事件或某个具体的情节,而是充分发挥艺术语言的独特性,采用平铺的方式淡化时空表现,将人物形象或与主题相关的物象进行了符号化处理,凸显了这些形象的指代作用,使得画面充满诗意,观者仿佛置身其中。
王颖生《中国京剧——徽班进京》cm×cm纸本设色年
当然,创作过程中需要艺术家实现视角的转换,完成历史的“漫游”,即从观察者转换为参与者、在场者,将自身的情感、思想融于画面,与所表达的主题共景、共情。这种场景构建的表达方式不仅见于宏大历史性叙事作品中,也常见于表现平凡英雄、人民生活的主题创作之中。
例如,参加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班的天津美术学院陈治、武欣在中国画《春的消息》表现的主题是“小康”和“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画面描述了一家人聚在一起看电视的温馨场景。与直接描述不同,他们选择用电视画面将重大事件呈现出来,通过人物视线的聚焦使事件发生的情景得到再现。画家还刻画了诸如北方家里火炕上的小炕桌、煤炉子、铝饭盒、暖水瓶、饽饽篮子、针线笸箩、绣花枕套被套、团花床单等时代色彩浓厚的生活物件,让观众仿佛置身于20世纪80年代的平凡家庭中。
李卓《抗震壮歌》cm×cm布面油画年
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优秀的主题性美术创作除了要反映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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