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母亲节，在北京海淀区某家教育机构，一场感恩母亲的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手捧鲜花，簇拥在妈妈们周围。杨可也在现场，她是一位15岁男孩儿的母亲，也是以母亲教育职责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者。
“这些辅导机构当然要‘感恩母亲’，他们最清楚妈妈们是有关孩子教育的决策者，也目睹了她们日复一日的付出”。杨可对我说。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辑，社会学所的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集中在性别社会学、社会史、女性史等，她曾出版《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历史宝茷：过去、西方与中国的妇女问题》等译著，并曾获第三届中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评选译著类二等奖。
杨可曾经以为轻松的参与学校教育，孩子就能有好的进步和发展，正如她年幼时那样。她就读于某高校附小，校内就有很多兴趣班。她儿子面对的却是另一幅光景：在参加儿子小学一年级的家长会时，老师跟所有家长明确地说，“家长不能指望学校，一班40个人，老师怎么可能都照顾到？家长就得负起责任来。”老师明确撇清了责任，杨可不得不为儿子寻找影子教育资源（课外培训）了。后来，她的儿子参加了奥数的培训，在小学四年级时，周六就要上九个小时的奥数课，才算在小升初的竞争中胜出。
社会学家将异乎常情的事情作为研究的起点。杨可观察到，现在城市的儿童教育特别需要家庭，特别是母亲的付出。并且校外培训（影子教育）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在校教育。教育的“私事化”也是学界近年来的热门议题。例如，已有针对亚洲社会的影子教育的研究证明，影子教育可能会造成阶层之间教育结果的不平等，成为一种优势阶层维护精英地位的机制。针对中国儿童的市场化抚育，也有学者也明确提出应重构国家和青年父母之间的契约，由整个社会集体分担儿童养育的责任。
杨可想从母职实践的角度切入这个课题。她反思这样的社会现实是否有值得反思和挑战的空间？她的研究问题包括：教育市场化和家庭化究竟对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教育拼妈”这种规范性力量又对教育公平产生了什么效果？
年夏天，她正式开展了这项研究，杨可进行访谈并参与观察了8个北京户口的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年龄从4岁到21岁不等，全都参与过课外培训，这些家庭中都是母亲对孩子教育负主要责任，母亲均在职，从事科研、会计管理等工作，学历为高中到博士。
基于这些调查和访谈，她写成了《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一文，并于年5月14日刊登于《妇女研究论丛》。论文发表并经《妇女研究论丛》杂志公号推送之后，引起了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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