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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教育中，科举制度被广泛采用，而在这种制度下，儿童从小就被教育要勤奋学习，追求知识。《神童诗》便是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强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那么，在那个崇尚科举功名的时代，孩子们都读些什么书呢？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历史时期的教育。
在古代科举制度下，广大学子都希望能够通过读书及第做官，因此在启蒙教育阶段，就有了许多专门为儿童设计的教材，用于培养他们德才兼备。
这些教材内容丰富多样，有的侧重于品德教育，比如《性理字训》、《小儿语》等；有的则注重历史知识的传授，比如《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等；还有一些教材则更侧重于识字教育，比如《急就篇》和《千字文》；还有的教材则是综合性的，知识面极广，比如《三字经》、《幼学故事琼林》等。
在男性主导的官场中，女性往往无法参与科举考试。因此，在为女童编写的启蒙教材中，除了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传统道德教育，几乎没有关于登科入仕的内容。
这类教材主要是用来教导女孩子如何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孝女节妇，遵守各种清规戒律。其中，《女儿经》和《改良女儿经》是最著名、流传最广的两部作品。
它们的开头都是：“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学针线，莫懒身。”这些教材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作用，但它们对女性的束缚和歧视也是不可忽视的。
古代女童和男童的教育目的和内容有着显著的差异。女童教育着重于基础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注重“文理略通，字迹清楚，能作家书足亦”，而诗词赋则被禁止学习。
相反，男童教育则以科举入仕为目标，所有的读物都围绕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系统学习，包括儒家经典的《四书》和《五经》。
在明清两代的乡会试中，《四书》文是考试的关键部分，不合格则无法取得中。尽管朱熹的《四书集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启蒙读物，但它在男童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儿童一入学就要背诵《四书》。
明清两代，程朱理学是儒家学说发展的新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启蒙读物是《性理字训》，该书将理学的基本知识分成了造化、情性、学力、善恶、成德、治道六门，以四字一句的形式向儿童介绍，为他们日后探究性理打下基础。
然而，由于涉及性理，文章十分难懂，即使是成年人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对于八岁前未入学的儿童来说，背诵这样的文章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尽管如此，为了应试，孩子们仍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死记硬背这些枯燥乏味的教条。
对偶、排比是科考中不可或缺的技能，无论何种文体，都需要精细地处理。诗和赋，必须要有工整的对仗，即使是制艺、策论等文体，也需要注重对偶。
在八股文中，除了破题、承题两股使用散体文外，其余各股都需要对偶工整，特别是中股和后股，需要做出长达数十字甚至上百字的长对偶句子。
策论虽然使用的是散体文，但如果加入对偶排比的句子，可以使其更有文采。对偶排比的技巧对于在科场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从小就需要接受这方面的训练，这导致了很多类似蒙学读物的出现。虽然读者对对偶排比有一定的了解，但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概念，这里以《三字巧对》为例，展示其构思巧妙的巧对，如：“五代史，六朝文”、“乌纱帽，紫罗袍”、“鸡冠花，凤尾竹”。
还有“天对地，天地对山川。清风对皓月，暮雨对朝烟。北斗七星三四点，南山万寿十千年，一统对万年。”
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对启蒙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应对科举考试的文体要求，许多启蒙读物如《声律启蒙》和《少学》应运而生。
这些著作以音韵次序编排，内容涵盖了诸如云对雨、雪对风、八股文的结构和特点等知识。然而，这些知识对于今天的成年人来说可能枯燥无味，难以理解。
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当时那些刚刚入学的孩子们来说，学习这些知识是多么的困难和挑战。
在启蒙读物学习的同时，书法练习也对科举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授儿童写八股文的同时，也会教他们练习写字。
儿童学写字，通常从笔画最简单的字开始，古人还编了一则三字韵语，供儿童练习写字使用。其内容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
除了礼字的繁体稍复杂外，其他字的笔画都比较简单。对于参加科举的儿童来说，练习书法有特殊的要求，包括写字的姿势、握笔的方法以及先学什么体后学什么体。
要求从小开始练习，每天都要坚持，长期练习。在明清科举考场上，流行一种馆阁体，是标准的官体，要求字形端正圆润。
清代的殿试，更是注重楷书的书写，有“专尚楷法，不复论策论之优劣”的说法，因此，一画的长短，一点的肥瘦，都必须精雕细琢。
古代儿童，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儿童，他们的读书生活远比我们现今艰难困苦。他们的阅读内容，也无法与我们今天的阅读相提并论。
这也许就是古人能够出口成章、信手成文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