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癫疯 http://news.39.net/bjzkhbzy/171006/5741588.html
悠悠慈母心
文/周辉编辑/晓杨
苦日子过完了,妈妈却老了。
好日子开始了，妈妈却走了。
这就是我苦命的妈妈。
妈妈健在时，我远游了。
我回来时，妈妈却远走了。
这就是你不孝的女儿。
每当我念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母亲。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有6口人，父亲、母亲、我和三个弟弟。父亲在单位当勤杂工，每月工资只有36元，母亲没有工作，为了照顾我们家的困难，单位每月另发给五元困难补助金。母亲为了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好一些，除承担繁重的家务外，还经常给住在附近银行单身宿舍的年轻员工洗衣服，赚一些微薄的收入以补贴家用。那时我家住在有6户人家的大杂院里，全院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冬不遮风，夏不挡雨。夏天水温不太凉，洗衣服还方便。到了冬季，妈妈的手长时间泡在水里，风一吹，手上裂了许多口子。每天晚上妈妈弄一盆热水，把那一双布满老茧和裂了许多口子的手，放在热水里烫烫，然后涂抹上蛤蜊油，大的口子上贴上橡皮膏，有的口子还淌着鲜血。我捧着妈妈那双伤痕累累的手，含着眼泪对妈妈说：“妈妈，您别给人洗衣服了，我不上学了，我到工厂上班吧，帮您挣钱。”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孩子，妈受这点苦算什么，老师说了，你学习好，将来能考上大学，做大事，妈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
妈妈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要坐在灯下给我们姐弟四人缝制新衣服或修补弟弟们划破的旧衣服，妈妈说：“笑破不笑补”，况且在那个年代，衣服打补丁也不足为奇。妈妈有个针线笸箩，里面有补衣服用的各种各样的布头，补衣服时尽量选颜色相近的布头，而且针码缝的很细，穿在身上一点也不难看。妈妈说：“穿带补丁的旧衣服也要干干净净，不能让孩子邋里邋遢的去上学”。半大的孩子穿鞋也很费，四个孩子都到鞋店买鞋是买不起的，无论是夏天的单鞋，还是冬天的棉鞋都是妈妈亲手缝制，妈妈一有空就纳鞋底、做鞋帮。尽管经济很拮据，但每年过年妈妈都要给我们每人做一身新衣服，让我们穿上新鞋。这些衣服和鞋都要用手工缝制，有时半夜醒来，经常看到妈妈还在灯下低头穿针引线。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按照当时的政策，市民和中小学生的粮食定量比上班的人要低得多。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三个弟弟都是正在长身体的年龄，饭量很大。为了让孩子们吃饱，妈妈拿自己家里的细粮票去兑换富裕人家的粗粮票，一般一斤细粮票可以换2—3斤粗粮票。玉米面窝头虽然不好吃，但是可以填饱肚子。妈妈也想方设法给我们改善伙食，比如用少量的白面卷上放了盐的玉米面蒸“金银卷”；用玉米面包上少油缺肉的菜馅蒸菜团子；把窝头切成片放在饼鐣上烤成外焦里嫩的窝头片，妈妈说这就是饼干；节假日为了给我们改善伙食，妈妈用仅有的一点白面给我们蒸包子或包饺子，她自己一个也舍不得吃。
妈妈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省吃俭用供我上学，坚持让我在家庭经济困难的环境下完成了学业，原想毕业后应该很好地孝顺妈妈了。但是根据我所学的专业，被分配到离北京千里之外的南昌飞机制造厂，每年探母的次数不足一次。尤其是我有了小家庭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更是很少回家，每次探母都是借出差的机会，匆匆忙忙地去又匆匆忙忙地回。我给她的钱，她舍不得花；我给她买的衣服，她舍不得穿。我不但不能在她身边尽孝，还让母亲增加了无限的思念，听母亲说：她经常为想念我而彻夜难眠。我调到石家庄以后，离北京近了，本想把妈妈接来同住，弥补我多年来对她的亏欠，但是妈妈总替我着想，她深情地拉着我的手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工作忙，还要照顾孩子，我去了会给你添不少麻烦，有时间常来看看我就行了”。
妈妈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四人拉扯大，又带大了三个孙子和两个孙女。九十高龄以后还能基本自理，能自己做的事尽量不麻烦儿孙，她对儿孙只有付出，不图回报。我们都认为妈妈能活过一百岁，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年11月11日（农历9月28日），96岁的妈妈一觉不醒，无疾而终。任凭儿孙们拼命哭喊，妈妈没有任何反应，为儿女和孙辈操劳一生的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北京，回到家里跪在母亲的遗体前，泪如雨下。那些和母亲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为自己没有在母亲身边尽孝感到无比的愧疚。母亲的离世，成为我心头挥之不去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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