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10日清晨，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
经过我军猛烈的攻击，国民党领头作战的杜聿明集团被彻底打败了，随后我军就开始了战后俘虏收容的事宜。
华野第四纵队第十一师的政治部主任陈茂辉临时兼任了收容所的所长。
在陈茂辉的指示之下，收容所的位置被安排在了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东北方向，大约七公里处一个小村庄的农舍里。
因为俘虏众多，所以俘虏收容所的任务十分艰巨，其中收容所的看护人员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查清战俘中，那些隐瞒身份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尤其是部分高级将领。
在对抓捕的俘虏进行调查审问时，陈茂辉竟然发现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
而作为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43名头等战犯之一的、大名鼎鼎的杜聿明，在被陈茂辉揪出的过程也非常曲折。
那么杜聿明是究竟是怎样被识破身份的?被捕后他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呢？伪装身份被捕“叮铃铃……”
随着一声声的电话铃响，正在审问俘虏的陈茂辉暂停了谈话，他知道这是下属有紧急的消息要报告。
而电话那头的人，就是纵队卫生处的赵云宏处长，赵云宏声音洪亮地说：“主任，我军又抓到了一个国民党军官，虽不知晓他的身份，但跟他同行的还有记者、司机以及一名卫士，猜想应该是个将官。”
陈茂辉立即吩咐道：“将人送过来，我来亲自进行审问。”
结束通话后，陈茂辉等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那名战犯才被送过来。
这几名战犯刚进门，陈茂辉立即就注意到了其中一名四十多岁的男性。
当时这个男人穿着一件士兵棉服，身上还披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军大衣，他一直低着头，故意躲避着陈茂辉的视线。
但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成熟稳重、久经沙场的气质是藏不住的。
陈茂辉暗想：这个人一定大有来头，身份不简单，一定要查清楚他的身份。
这些人已经是瓮中之鳖绝对跑不掉的，于是，陈茂辉就让他们先坐了下来，然后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从里边拿出一根递给面前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陈茂辉面对面仔细观察着这名男子，注意到了他的鼻子底下有一些没有刮干净的胡茬。
那时一般只有身份地位高的人才会留有胡子，主要是为了给属下立下威严的印象，这个男人应该是逃跑得太过匆忙，所以才没能仔细剃干净。
不再拖延时间，陈茂辉单刀直入，直接让几人表明自己的身份。
这时一旁的那名“记者”立即说道：“我叫尹东生，是来自《徐州日报》的一名随军记者。”
听他说完之后，陈茂辉就将目光转向了对面这名四十多岁的男子，还没等这男子回话，“记者”就又抢先回答道：“他叫高文明，是十三兵团的军需处长。”
随后，自称司机的男人也将自己的身份姓名报了出来。
经验丰富的陈茂辉自然知道几人是在扯谎，于是就将自己的目标集中在了面前这个男人身上，用极尽压迫的语气询问他：“你是十三兵团的军需处长？”
男子眼神躲避地回答道：“是啊。”
“那你们十三兵团有几大处？”陈茂辉目不转睛地盯着男子询问道。
“六大处。”男子刚说完这句话，陈茂辉就拿出来了一个纸笔，让男子将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
拿到纸笔之后，这名男子慢慢吞吞的握着手中的笔，在纸上边写下了“军需处长，高文明”这几个字，然后他就一直在这几个字上边描边没有继续写下去。
见此，陈茂辉心中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中年男人不简单，但他先不拆穿，只是说：“继续写啊，不要停。”
这个自称“高文明”的男人继续默不作声。
于是陈茂辉就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了毛泽东所写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念给他听。
当念到“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那一句话后，陈茂辉还特地停下来，对“高文明”说：“你们的部队虽然已经被解决了，但我们有相应的俘虏政策，不管官职的大小如何，只要愿意放下武器，我方都会一律进行宽待处理。”
可也就是这句话，却让这个“高文明”更抬不起头来了，陈茂辉一时也看不到他的表情。
不过后来，“高文明”听旁边的解放军工作人员称陈茂辉为“陈主任”，这才抬起头问陈茂辉：“你是陈毅将军么？”
陈茂辉如实回答道：“我不是，但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就可以了。”
听到回答之后，“高文明”又默不作声了，而且一直到临近吃饭的时间，也不见他有要开口说话的意思。
陈茂辉见“高文明”还是不准备开口，于是就叫人端来了饭菜，先给这三人吃。
很快饭菜都端了上来，旁边的“记者”和司机都开始大口大口的吃起来，但只有“高文明”只是象征性地往嘴里边扒拉了几口，就将碗筷给放到了桌上，然后自顾自地低头抽起烟来，满脸愁容。
这下陈茂辉也知道这个人的身份或许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很有可能更敏感，不适合在这个地方坦露。
于是他叫手下把这三人分开关到不同的小屋子里。
但没想到，这个“高文明”竟趁着保卫人员不注意，拿起屋子里的石头就往自己头上狠砸，将自己的头都给敲破了，流了满脸的血。还好保卫人员来得及时，这才没让“高文明”继续残害自己。
等到陈茂辉赶到的时候，“高文明”已经满脸鲜血，陈茂辉赶紧叫来医生给他检查，还好经医生检查，伤口并不大，只是他的额角被敲破了
听完医生的话后，陈茂辉略加思索，很快就觉察到了一丝不对劲，他猜想，“高文明”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很可能是想毁容，好让自己能蒙混过关。
后来陈茂辉让人将“高文明”抬到卫生所，再进行仔细的包扎，他还特意吩咐随行人员，对“高文明”的一切行为进行严密的监控。
接下来，陈茂辉就准备从侧面入手解开“高文明”的真实身份，他让人立即将那名自称是“记者”的人给叫了过来。
“记者”架不住陈茂辉的轮番攻势，终于缴械投降，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最终将“高文明”的身份给报了出来，称“高文明”是“杜长官”，自己只是他的一个随从副官。
与此同时，陈茂辉收到了一张敌工部派人送来的关于杜聿明的照片，这下陈茂辉才终于敢确认自己的猜想。
原来这名叫“高文明”的“军需处长”，就是他们要抓捕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杜聿明。
陈茂辉来到了卫生所，见到了已经被简单包扎过伤口的杜聿明，故意笑着问他：“你不是军需处长高文明么，那你认识杜聿明么？”
这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终于敢正眼看着陈茂辉，并说道：“你不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狱中学习新知识、因扎拖把受表扬被俘之后，杜聿明最初被关押在了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之后全国战犯都被转移到了北京，而杜聿明则作为特级战犯，被关押在了北京功德林监狱看守所。
战犯大集中后不久，北京功德林看守所就成立了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的目的，主要是希望促进看守所的战犯们能够发挥民主精神，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个独立的管理。
其中，重点就是帮助特级战犯学习新思想，尤其是像杜聿明这样的人，他们深受蒋介石政府的影响，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因此帮助他们学习新思想，加速思想上的改造，才是能够正确引导他们走上一条新生的道路。
随着学习，杜聿明渐渐感受到了自己在学习上不如别人的一种自卑感，所以他经常对别人说道自己是“坐井观天的一只蛙”。
之后，他经常会去战犯管理所为战犯们准备的一个私人图书室阅读书籍，这些书籍也是对这些战犯们进行思想改造的最好指南，而杜聿明也是一个虚心求教的好学生。
在狱友的介绍之下，他读起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等这样的书籍。
刚开始，杜聿明很是抵触这样的书，但仔细读过之后，他就在真理面前低下了头，越学越有兴趣。
不仅如此，杜聿明的行动力也非常强。
当时北京功德林看守所总共大约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战犯，为了方便管理看守所，所长就将这几百名战犯给分成了十多个小组。
看守所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行清洁卫生的运动，由于战犯人数很多，所以使用的扫帚拖把也会很多。
但其实对于购置拖把这样的工具来说，若是去市场上进行采购的话，需要花上一笔不少的费用，不是很划算，而杜聿明就发现了这其中的问题。
经过思考之后，杜聿明就想到一个办法可以节约这个开支，平时他有注意到，狱中缝纫室的角落里边，堆积了许多没有人用的被裁的边角料。
这些都可以用来扎拖把，还能节约一大笔的开支。
杜聿明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领导后，领导也觉得可行，就让杜聿明承担了这个扎拖把的重任。
杜聿明不负众望，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这些事情，而且也不用任何人的帮忙。
为了扎好拖把，杜聿明先是准备了一卷铅丝，然后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角落，终于找到了30多个拖把柄和一大捆废弃布料，然后他就一个人开始工作了起来。
接受这项任务的杜聿明，心情非常的愉快，他没想到自己在监狱里边竟还能做起这样的工作。
他轻松地哼着小曲儿，开始从早到晚的工作，忙活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之下，杜聿明一共扎成了35只拖把。
看着用自己双手劳动后的成果，杜聿明感到心满意足，他笑眯眯地将这些拖把抱着送到了管理员的办公室里。
领导人非常开心，忍不住表扬杜聿明，称他为公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经统计，如果没有杜聿明亲手做的这些拖把，那么看守所就要拿着公家的钱去市面上去买单价4元的拖把。
而杜聿明的这一举动为公家一共省了将近元的开支，领导人另一个非常开心的点是杜聿明所表现出的劳动态度。
这样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值得所有人向他学习的，他是一个好榜样。
积极参加劳动做贡献抗美援朝之后，战犯管理所为了预防、以及消除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所施放的细菌战的毒害，在所里添置了两具背式的喷雾器。
那时的管理员们每天都要在管理所的室内外喷洒药物，战犯集中之后，这两具喷雾器就交给了战犯，让他们在浇花浇草的时候进行使用。
有一天，负责保管的管理人却突然喊到两具喷雾器都坏了，咋修都修不好，当时如果将其送到市面上修的话，也非得用上个三五天才行。
老式喷雾器
而杜聿明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便主动上前，向跟管理人员请求让他来检查一下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检查过后，杜聿明就向管理员表示到自己可以修理，管理员也欣然同意了。
在管理员同意之后，杜聿明就拿着这两具喷雾器，小心翼翼将其拆散开来，他仔细将里边的零件给放到了报纸上边。
花费了半天的时间，杜聿明对这些零件进行了一个仔细检查，最终找出了这两具喷雾器坏的一个原因，竟都是抽送打气的那一块橡胶失去了作用。
这下可以对症下药了，杜聿明在一个垃圾桶里边进行了东翻西找，最终找到了一块还蛮合适的薄橡胶，之后又捣鼓了几下，他就将两具喷雾器都给修好了。
在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杜聿明还亲自写了一片文章张贴在了墙报上，文章的标题就是《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感想》。
五一劳动节报纸
这篇文章是杜聿明用蝇头小楷所写的，从那整整齐齐的字迹上就可以看出杜聿明在写的时候有多么的认真。
在正式将文章张贴出去之前，杜聿明还将自己写的草稿交给狱友进行仔细检查，并征求了狱友的意见，之所以这么做，那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标题或是文字上边会有不合适的地方，而自己没有发现。
经过狱友的稍加指正与修改后，杜聿明这才放心将自己的文章张贴在了墙报上。
而墙报的负责人陈远湘以及狱中人员读过杜聿明所写文章后都称赞他，在这篇文章中，杜聿明将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非常好，这也证明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思想觉悟已经很高了。
年夏天，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们计划给战犯们准备过冬的厚棉衣，为了让战犯们亲自体验生活，领导专门动员战犯们成立一个缝纫室，让他们自己承担准备冬衣的任务。
这个任务也是自由选择的，战犯们可以自行报名选择是否参加。
缝纫室主要分成了机工和手工两大部分，对于从未做过针线活的战犯来说，这其实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令领导没想到的是，战犯们竟都踊跃参加到了这场活动中。
杜聿明是其中第一个主动起来报名的，之后管理员就将几台陈旧不堪的缝纫交到了杜聿明的手中。
杜聿明与几名一同报名的狱友不怕脏不怕累，将陈旧的机器给擦拭干净过后，就开始正式投入使用。
虽然几人都未曾做过这样的工作，但在杜聿明的鼓励之下，几人鼓足勇气，边学边干。
杜聿明主要负责机工的任务，在他的积极带领之下，参加这场工作的狱友们都干劲十足，最后将战犯管理所的全部冬衣都给包揽了下来。
经过学习之后，杜聿明不仅在设计裁剪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多年带兵打仗的经验，也让他在分工合作上面安排的得心应手，所以一伙人将原本要花两个半月才能完成的计划，在杜聿明的派遣指挥下，提前超额完成了，并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争取女婿杨振宁回国做建设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于年的时候，在普林斯顿与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博士结了婚，但一直在战犯所而且与妻女许久未联系的杜聿明并不知晓这件事情。
直到有一天，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专门从上海来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杜聿明见了一面，他才知晓享誉国际的杨振宁竟是自己的乘龙快婿。
这个消息也在战犯们之间给传了开来，大家都纷纷向杜聿明来祝贺，但杜聿明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反而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原来杨武之来探望杜聿明，并不是为了儿女亲家的私事，他主要的目的是想让远在美国的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回到祖国，用在学术上所获得的成就以及才能，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服务。
这件事情让杜聿明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这是关乎爱国主义的一件大事情。
他在战犯所期间，连自己的妻女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都不知晓。也不知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前途要如何发展？今后又有怎样的安排？
这都是让杜聿明心事重重的一个原因。杜聿明也将自己的这一烦恼告诉了狱中的一个好友。
在好友的开导之下，杜聿明终于拨云见日，清除了阴霾。
他早已脱离了蒋介石的统治，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争取家人们能够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这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可靠的出路。
而且争取女婿杨振宁博士回国投入祖国建设，这对于造福人民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于是，杜聿明就与亲翁杨武之教授又见了面。
在这次的谈话中，二人决定分工合作，杜聿明的任务是争取自己的妻女回到祖国。
而杨武之则是争取其子回国，达成共识后，二人就开始了自己的动员行动。
杨振宁、杜致礼夫妇
这件事情确定之后，杜聿明将此事专门写了报告告诉给了领导，领导对此事十分支持。
于是杜聿明就专门订购了《人民画报》，每隔一段时期，他就将其寄到美国去，以便让女儿女婿一同阅读。多多了解祖国在建设方面的新面貌。
不久之后，女婿杨振宁在经过瑞士的时候，还专门给岳父寄来了一只最新式的原子表，而杜聿明这下也才渐渐的扫除了自己的思想顾虑，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很有效果。
特赦出狱、嘱托妻子继承其爱国大志年12月4日，杜聿明因思想改造非常突出，在战犯管理所又做出了许多贡献。
于是他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书，最终被释放出狱。
特赦战争罪犯大会
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
年，杜聿明由文史专员被特邀为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身兼众任的杜聿明受到了共产党的重视，心中满怀着感激之情。
年，杜聿明与溥杰二人一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在上海市被提名为了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
年，杜聿明因为突发旧疾，医院进行治疗。
在弥留之际，这位老人还一直念叨着一件事情，他希望妻子曹秀清能够继承自己的大志，要继续爱国。
不仅如此，还要教育他们的子女也爱国，一同继承延续这番大志，为台湾回归祖国，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此后，因为病情严重，杜聿明一直处在昏迷状态中，期间再无回光返照的迹象，最后在5月7日那一天，杜聿明因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